甚至与其中一些奄奄一息的人进行交谈，最后是我把她们的尸体送到了鼓楼医院的停尸房。所以，我个人确信，所有这些报告谈到的都是事实。

　　在拉贝走在这座他深爱着的城市的废墟之时，他看见几乎在每一条街角处，都贴着漂亮的日本海报。上面写着：“回到家乡来！给你饭吃！信赖日本军！可得救助！”

　　拉贝从决定救助中国难民之后，就竭尽所能地收容中国人，他把自己的房子和办公室变为西门子公司雇员及其家属的避难所，还把许多中国妇女藏在后院矮小简陋的茅屋中。为防止她们遭受日本流氓的伤害，拉贝专门建立了一套警报系统。只要有日本兵翻过院墙，妇女们就会吹响口笛招呼拉贝冲到院内将他们赶走，这种情况太频繁了，以至于拉贝晚上几乎不敢离开家，唯恐日本兵会趁他不在的时候闯进来，对那些可怜的妇女恣意施暴。他不断地向日本军官控诉这些暴行，但都仿佛是泥牛入海，那些人根本置之不理。有一天拉贝抓住一个正在后院茅舍里强奸妇女的日本兵后，把他交给他的上司处理，可那日本军官也只不过煽了这个流氓一记耳光而已，再没有别的惩罚。

　　情况很糟糕，拉贝失望极了——因为他和其他20几个人只能有限地保护成干上万左右的市民免遭5万多日军的伤害——不过他井没有表示出来。他知道，最关健的是不能让日本人觉察到他们有丝毫的软弱，井且要以“一种不可一世，专制的姿态和力量”击溃对方。

　　值得庆幸的是，拉贝的纳粹党员身份使许多日本兵在准备更为残酷的伤害中国难民时有所顾虑——起码是在他面前，当地基督教青年会的秘书乔治·菲奇写道：“一旦他们中的任何人提出抗议，〔拉贝〕就把他的纳悴袖章伸过去，还拿着自己的纳粹勋章，并且是国家最高勋章，问他们认不认得这是什么。这样做总是很管用！”日本兵似乎非常尊敬——有些时候甚至害伯——南京的纳粹。当日本兵毫不犹豫地毒打美国人，用刺刀袭击他们，甚至将一名美国传教士顺看一段楼梯推下去之时，他们对待拉贝及其同胞们却表现出相当的克制。有一次，4名日本兵正在干着强奸、抢劫的勾当，当斯珀林的纳粹袖章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尖叫着“德国人！德国人！”逃跑了。还有一次，正是纳粹袖章救了拉贝的命。一天晚上，一群日本兵闯入他的住所，拉贝打着手电筒迎了上去，其中一名士兵掏出手枪，准备射击，可当他意识到“朝一个德国人开枪会惹出乱子时”，便住手了。

　　如果说日本人对拉贝怀着某种敬畏的心情，那么中国难民们则是深深地敬爱着他。对他们来说，拉贝是将他们的女儿从纵欲狂的魔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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