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因此被一名枪手射中胸部，差点死掉。)在这种危险弥漫的气氛下，许多严谨的学者都不敢为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去日本查找档案。的确，我在南京听说，因为担心遭遇不测，中国很少允许学者访日。在此情形之下，对于外国人来说，要想接近日本关于南京暴行的档案材料是十分困难的。另外，虽然近年来有一些参加南京暴行的日本老兵冒着被排斥乃至死亡的威胁，将他们的故事公诸于众，但大多数人并不愿接受采访。

　　在写作本书期间，使我困惑和气愤的是，顽固的日本人拒绝承认自己的过去。不单单是因为日本交出的战争赔款尚不及德国赔偿战争受难者的百分之一；也不仅是因为大部分纳粹分子即使没有因其罪行受到监禁，也至少是被迫退出公开的社会生活，可是在战后，许多日本战犯继续在工业和政府部门担任要职；也不仅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在德国不断向大屠杀的受难者表示歉意的时候，日本人却在东京膜拜战犯--一位在战争中受到日本迫害的美国人把日本人的行动形容为：这在政治意义上相当于"在柏林中心为希特勒建造一个大教堂"。

　　尽管证据确凿，日本许多知名的政治家、学者和工业巨子仍顽固地二口咬定，南京大屠杀从未发生过。在进行本书漫长而艰辛的工作时，他们的态度一直激怒着我。相形之下，在德国，如果教师在历史课上删去大屠杀部分，将是违法行为，而日本人在几十年来一直把课本中南京大屠杀的材料有系统地清除得一千二净。他们从博物馆拿走南京大屠杀的照片，销毁原始的资料，从大众文化中抹去任何关于大屠杀的痕迹。甚至一些受尊敬的日本历史教授也加入右翼势力，进行他们认为是为国尽忠的工作：怀疑、诋毁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道。在专题片《以天皇的名义》中，一个日本历史学者用这样的话来否认南京暴行："即使有二三十人被杀，日本方面也会非常震惊。那时，日本军队一直是模范部队。"正是因为某些日本人有预谋地企图扭曲历史，我才强烈地感到写作本书的必要。

　　除了以上这一因素，本书也是对一些完全不同的观点的回答。近年来，人们努力地试图迫使日本为其行为的后果承担责任，这种努力被称作"打击日本"。但更重要的是，如果把对日本人在特定时间和地点所作所为的谴责看作是对整个日本民族谴责，那么，这不仅会伤害在这次灾难中丧生的南京的男女老少，也伤害了日本人民。本书无意评判日本人的性格特点，也不打算分析做出暴行的民族之基因构成。本书探寻的是为什么文化的力量能把人变成恶魔，能撕去那层使人成其为人的社会约束的表皮，同时文化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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