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还是检察系统亦或是法院系统,乃至于内务人民委员部、中央监察委员会,都是联盟的内部机构,从某种意义说,这些机构的存在,都是为了保证联盟的安全与稳定,维护联盟社会秩序的。
联盟的部门与部门之间,是不可能存在对立关系的,充其量是职权上的制约关系,而不可能出现你来我往的对立乃至敌对关系,敌对从根本上说,属于一种情绪,而情绪是专属于人的,一个部门则没有情绪可言。
在正常的机构体系内,这些部门都应该是一种相互配合的关系,就像萨福诺夫他们所提出的“法制”理论,内务人民委员部也好,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也罢,都没有参与司法的权力,他们的调查权、逮捕权,都应该受到约束,而给与他们约束的部门,就是检察系统和法院系统。
检察系统和法院系统,掌握着司法权,他们有权判定某人的罪行是否成立,给其什么样的判罚,但是却没有权力去执行调查和逮捕等行为。
因此,从程序上来说,这就是一种分权,是一种制约的机制,它能保证司法不受,至少是少受认为因素的干扰,从而在最大限度上保证联盟司法体系的公正性。
只有这种司法体系建立健全了,人们才能有安全感,社会才能长治久安,才不出现某种基于人为而造成的政治性灾难,就像战争那几年所出现的混乱一样。
从根本上说,尽管内战在二十年代初就结束了,但联盟在对德战争爆发之前的那十几年时间里,其实一直都没有稳定过,尤其是在政治上,一直处于动荡的环境下,各种思想激烈的碰撞,导致了一系列惨烈政治斗争的出现。
按照维克托前世那些流行的说法,大清洗就是斯大林同志为了铲除异己、肃清反对派而搞出来的政治迫害运动,曾几何时,维克托也对此深信不疑。
但是重生之后,尤其是在成为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实际掌控者之后,他能接触到联盟几乎所有的封存档案,因此,也对真正的历史事实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从联盟现在的档案材料看,布尔什维克党内与反对派之间的斗争,从列宁时期便已经存在了。在1918年的俄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刚刚掌握了政权的俄共就险些分崩离析,正是在这次大会上,列宁同志所做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政治报告,遭到了托洛茨基派的激烈反对,最终的票选情况,是30票赞成、12票反对、4票弃权,按照三分之二赞成才能通过的原则,列宁同志的报告只能算是勉强获得通过。
随后的几次代表大会,这种与反对派的斗争也从没停止过,包括与奥新斯基、斯米尔诺夫、李可夫、托姆斯基等等人的斗争,包括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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