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雪覆盖着一望无际的原野,天地间一片素白。火车车头烟囱内冲出的白烟,在漫天雪白的背景下,显得有几分魔幻,朦朦胧胧的,看似真切,实则飘忽。
雪依旧在下,细碎的雪花被北风裹夹着,如同飞蛾一般撞击着列车的车窗,尽管那雪花冲不破玻璃窗的阻挡,却有效隔离了车厢内的视线。
煦暖如春的车厢内,维克托独自坐在仅有的那张办公桌前,眉头紧皱的翻看着手里的一份文件。
半个小时前,送他前往列宁格勒的专列刚刚过了科尔皮诺,按照警卫的说法,再有大约一个小时,火车就会进入列宁格勒市区了。
从莫斯科到列宁格勒,这一段行程并不算很漫长,实际上在维克托的感受中,它多少还有些短暂呢,如果可能的话,他更希望这趟列车永远都不要开到终点站,那样的话,也省的他为列宁格勒那些破事而烦恼了。
当然,此刻令维克托感到烦恼的,还不仅仅是列宁格勒的破事,还有乌克兰的破事,说的更具体一点,就是有关所谓“社会主义遗传学家”、“左翼遗传学家”李森科同志的破事。
作为一个名词,“遗传学家”这个称号,显然是属于科学领域的,而“社会主义”、“左翼”这样的名词,却是属于哲学亦或是社会学领域的,将“遗传学家”这样一个名词,和“社会主义”、“左翼”这样的名词搭配在一块,听上去似乎有些荒诞,但这种荒诞的事情,却实实在在的发生了,而且就发生在联盟,发生在乌克兰。
随着战争结束,准确的说,随着乌克兰的农业生产出现好转,趁机了许多年的李森科同志又跳出来了,他给自己戴上了一定“社会主义遗传学家”的大帽子,将他所推崇的“春化育种法”吹捧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科学方法,而给那些反对他的人扣了一顶“资产阶级”的帽子。
这一套把戏,他在三十年代中期的时候已经玩过了,借着当时大清洗的潮流,他很是坑害了一批人。而现在呢,他又一次跳了出来,继续在遗传学领域内大肆宣扬阶级斗争的理念,试图再一次确立其在遗传学界的领导地位。
或许是因为有过一次成功的经验了,所以如今的李森科同志不仅技术更加娴熟了,而且信心也更加的充足了,他不屑于继续搞那种一对一的学术辩论了,而是开始搞一个打十个的“舌战群儒”大戏。就在维克托离开莫斯科前往列宁格勒的前一天,李森科同志在《农业文摘》杂志上发表文章,正式将“资产阶级”的帽子,扣在了“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的头上,并隔空喊话,向苏联科学院提出建议,主张在联盟所有的农业院校、科研院所中,彻底摒弃资产阶级性质的“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的讲授,转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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