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也没有。”

　　火车已经到达特伦顿，但阿莉尔的白日梦仍在继续。

　　她母亲话语的回声还不能停歇。她在奥马哈所说的话似乎是现在说的。

　　她粗声粗气的嗓音，清晰得犹如她坐在阿莉尔邻座一般。

　　火车向纽约行进。

　　她的回忆，按照她的假设，是依着其自身的逻辑，一个个自动地显现出来。

　　发动这一切的是那位医生，她如今去寻找的那位医生。

　　阿莉尔听见母亲说威尔伯医生一句也未提到以后的预约门诊后，很快就排斥了失望的情绪，认为医生一定以为自己在康复后会打电话联系的。

　　但当她完全恢复健康后打电话时，对方却告诉她威尔伯医生已经离开奥马哈市，不再回来了。

　　阿莉尔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这是很自然的。

　　经过家中多次苦斗，经历了说服父母同意她治疗和住院的极度痛苦，如今，这一条康复之途却转眼间烟消云散了。

　　她觉得，象自己这样感情脆弱的人，哪怕最最勇敢，也不能经受这一次打击。

　　她离开电话桌，软弱地坐在床上。

　　她想她母亲又该大加嘲笑，她父亲又会默默地表示不满了。

　　她想到威尔伯医生，想到她怎么不打一声招呼就头也不回地走了呢？

　　她把医生得罪了吗？

　　医生会不会以为她不是真病，便停止了治疗？

　　这些可能性肯定是存在的。

　　现在又是什么？

　　一封来自芝加哥的信。

　　信中声明心理分析家的时间已约出了两年，所以眼下不接受新病人。

　　这一来，心理分析完了。

　　失去威尔伯医生，克拉克森医院和继续治疗也完了。

　　于是，在她宁静的卧室中，阿莉尔面对这样的事实：

　　无论如何，她不得不单独一个人干了。

　　她甚至说服自己：

　　由于威尔伯医生离去，由于芝加哥之行一笔勾销，她反倒更加可以随心所欲。而她心中最主要的愿望是回学校去。

　　她身体怎么样？

　　她心中无数，但威尔伯医生的治疗可以作为复学的手段。

　　不管怎样，她已经见过精神病大夫了。

　　她给厄普代克小姐去信，表示希望返校。

　　厄普代克小姐答应运用自己的影响来促成此事。

　　在这同时，阿莉尔继续在初中执教，而且绘画。

　　她所画的“城街”和一幅铅笔画在奥马哈一家画廊中展出。

　　但那不可名状的可怖之事仍然纠缠着她。

　　有一天，她感到未被它所纠缠，便在当天的日记中委婉地写了一句

　　“今天一切都好。”1月，阿莉尔回到学校。

　　在第一个星期，厄普代克小姐惊奇地知道了实情。

　　当阿莉尔告诉她整个课程可以听下来而没有内心的紊乱时，厄普代克小姐好象十分高兴。

　　阿莉尔在1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我最近很好。”

　　在1月8日，阿莉尔提到那不可名状之事时在日记中写道：

　　“我如此自豪，如此欣慰---我居然能象昨天那样同厄普代克小姐谈到这件事，且维持在这水平上。一直没有”倾向性“。我盼望了多久呀。上帝一定听到了我的恳求。”

　　可是，这不可名状之事，这种“倾向性”，并没有停歇。

　　她的日记是那“倾向性”存在与否的确切标志，因为当阿莉尔还能把持整个处境时，她总是记上一笔的。

　　但即使在她自认为“最近很好”的时期，日记中仍然有些天是没有记载的。

　　事实上，在1月9日，即在她十分乐观地夸耀后的次日，就没有记载。

　　一般来说，是好几天，坏几天。

　　对阿莉尔来说，好日子仍是不少，使她完成了近三年的学院课程，胜利地进入了四年级第二学期。

　　但在在上学期结束前不久，阿莉尔接到父亲的电话，要她去她父母现在居住的堪萨斯市。

　　她母亲患脾脏癌，已离死亡不远。

　　她坚持非要阿莉尔前去护理不可。

　　“如果这是你母亲所要求的，她就应该得到它。”哈珀·多塞特告诉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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