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公一样要“堂堂正正”与人交手的绅士作风不过徒增笑料而已。“兵者，诡道也”。只要能打赢，怎么来都可以。

　　在张汉卿的建议下，海军的主要作战构想定义在以优势海军航空兵的压制下，以廉价快速的鱼|雷艇和成规模的潜艇作为主要攻击武器，对敌人薄弱的运输线进行大规模、长时间的袭扰。

　　日本是一个严重依赖海外能源市场的国家，在面对中国可能的大规模的潜艇战时，能否支撑三个月真是个问题。

　　在这一思想引导下，海军花巨资从德国引进了两套在一战时期的潜艇生产线，开始在德国专家的带领下于上海江南造船厂和福建船政局上马。并为了尽快使海军适应未来的海战，亦同期高价购买了3艘德国一战时的潜艇作为训练舰

　　战后，协约国取得德国大量的军械，除一部分留作自用外，余者尽送与盟国或出售，像日本便因为海军对英国舰船的护卫“有功”，取得了7艘德国潜艇的报酬，成为日本潜艇部队的发端。

　　中国取得这3艘“破旧过时”的潜艇也是拜德国军火商人之力，否则以英国人防华的心态，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得到属于“限制级”的重武器的。

　　在中国与德国官方和军工商人的全力攻关下，收受贿赂的英国海军部经办人员半睁半闭着眼睛让德国人以汉堡布洛姆•福斯造船厂需要大量废旧钢铁为由收购回炉，并迅速交给早已在此等待的中国海军潜艇学员和技师们。

　　在德国军方的协助下，这三艘潜艇辗转经地中海、红海、印度洋和南中国海，来到上海，开始了中国落户。

　　德国之所以在扶植中国军事的事务上不遗余力，是信奉“敌人的敌人是朋友”的战略观。

　　由于德国在战后被限制了潜艇、轰炸机等重型进攻性武器的研制生产，为保证其军工生产的连续性和生产能力，德国政|府和人民对能够削弱英法并促使德国重新崛起的机会的寻找不遗余力。

　　德国从战败的当年即对奉系中国军人进行了陆军的装备更新和人员培训，这一进程持续到奉系入主北京后达到高峰。

　　在鲁登道夫等元老派的大力支持下，德国政|府在扶植中华民国海空军力量上也像对待自己的军队一样给予全方位的帮助----对亟需外汇和军工企业延续的德国来说，这可是求之不得的好事。

　　同样地，中国人民军也受益匪浅，在短期内即让从陆上起家的军队“旱鸭子上天入地”，得到了海上系统的锻造。

　　同处在亚洲的日本和中国相继向德国抛去了橄榄枝。无他，是看中了德国军事上在火炮、潜艇和飞机制造上的优势。但是张汉卿开出的条件更诱人也更露骨，由此直接打动了德国军界元老们隐藏在外表对时事冷漠的然而实际上又狂热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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